经历了五次战役之后，我军已经在朝鲜的地面战场占据了优势，以美军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厌战情绪。

1950年，仁川登陆之后，麦克阿瑟曾经夸下海口：“让战士们回家过圣诞节。”殊不知美军已经在朝鲜半岛度过了两个圣诞节，麦克阿瑟也因此晚节不保。

由于美军在朝鲜半岛接连失利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威望直线下降，下一届总统大选，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大概率不会再成为美国的执政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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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即将离开总统宝座之际，杜鲁门决定做最后的挣扎，命令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克拉克再进行一次进攻。

一来是为自己找回一点面子，二来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争取筹码。其实早在1951年，中美之间就曾经进行过一次谈判，只是当时美军的态度咄咄逼人，毫无诚意可言，所以我军只能选择继续用大炮来回应他们。

美军当时决定向五圣山和西方山一带发起进攻，并且把这次行动命名为“摊牌行动”。由于五圣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小村庄，名叫上甘岭，所以我军称这次战役为上甘岭战役。

为了拿下这场战争的胜利，美军可谓是下了血本，共调集了六万多人，300多门大炮，170辆坦克，以及3000架次飞机。

众所周知，上甘岭战役极为惨烈，但是我军最后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。当时秦基伟指挥的第15军是上甘岭战役中的主力部队，但是秦基伟对于这场战役的过程并不怎么满意。晚年时，他还说：“我们战略误判了，不然敌人爬不上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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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秦基伟已经预料到美军无非会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，分别是五圣山和西方山。西方山的地形比较平坦，非常有利于装甲部队的展开。五圣山的地形相对复杂，坦克和装甲车难以派上用场，只能依靠轻装步兵发动进攻。

通过分析之前与美军战斗的经历，秦基伟发现一个规律，美军的进攻非常依赖强大的火力，按照惯例，美军会把西方山作为主攻方向，因为这样能发挥自己火力上的优势。

所以秦基伟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了西方山，在西方山构筑了多条防线，并且部署了大量的火炮。而五圣山的防守相对薄弱，但是战士们已经在山里挖通了四通八达的地道，可以利用地形弥补兵力和火力上的不足。

客观的讲，秦基伟的部署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把防守重点放在五圣山，敌人就会轻易的占领西方山，五圣山就会变得孤立无援。

但是美军这次却偏偏没有按套路出牌，他们把主攻方向放在了五圣山。1952年10月14日，美军的炮兵就像是武器展览一样，将各种口径的炮弹倾泻在了仅3.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地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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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军防守的高地瞬间硝烟弥漫，战士们几乎被炮弹掀起的泥土掩埋。我军利用坑道与美军周旋，成功的守住了阵地，但是我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
由于我军把大量火炮都部署在了西方山，所以美军在冲锋时，我军的火力密度不够，战士们只能用血肉之躯抵挡美军的进攻，我军多次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。

除了重武器不足之外，物资也十分紧缺。由于美军的封锁，战士们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口粮艰难度日，口粮吃完了就煮皮带，这一幕仿佛在长征时期也出现过。当时第15军45师党委还宣布：“谁能把一个苹果送进坑道，就给谁记“二等功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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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斗一共持续了43天，我军共击退了敌人九百多次冲锋，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高达五十九次，最终还是顽强的守住了阵地。

这场战役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，包括黄继光、孙占元、牛保才等。45师师长崔建功在战前说：“剩下一个连，我当连长，剩下一个班，我当班长，我牺牲了，副师长是第一代理人。”这些“最可爱的人”没有辜负人民对他们的期望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坚固防线。

上甘岭战役之后，美军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，最终只能阴沉着脸与中朝签署了停战协议。

秦基伟在战后的总结大会上也对自己错误的判断进行了检讨。美军主攻方向为五圣山其实有一些预兆。

战役爆发前，曾有一名韩军向我军投诚，并透露了美军将要进攻五圣山。而且我军的侦查员也曾经在五圣山附近发现过大批的美国吉普车，后来大家才知道，那是来勘测地形的美军军官。

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完全确定美军的进攻方向就是五圣山，尤其是哪位投诚韩军的话，更是不可信，我军曾经吃过这种亏，被俘的敌军往往会提供一些假情报来误导我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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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哪怕是最优秀的指挥官，也不能百分百判断出敌军的意图，虽说上甘岭战役我军伤亡惨重，秦基伟也勇敢的承担了这个责任，但是这些战士都是因为与敌人英勇战斗而牺牲，并不是因为秦基伟的指挥失误而牺牲。

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，还没有恢复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带来的创伤，而我军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勇气。

正如毛主席所说：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！”入朝参战的每一个指战员都是英雄，很多人在走过鸭绿江大桥时深情的看了一眼身后的中国，眼中泛着泪光，他们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全，他们毅然决然的踏上了这条不归路，他们的付出应该被我们铭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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